就普通公众的认知水平，如果不是网络时代，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，多年养成的感冒、咳嗽之类的小病小灾就到门诊去“打点滴”的老习惯有多么不科学，多花点钱还是小事，健康风险才可怕。很多国家医生一般不会轻易给患者输液，输液只是“最后的给药方式”，只有急救、重症和不能进食的患者才需要这种高风险的方式。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数据显示，中国是世界上滥用抗生素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，过度输液十分突出。

       回顾我国静脉输液史，不难发现，泛滥是从1990年后开始的。即使是住院病人，1990年前也不是都选择输液疗法。从1998年到2009年，短短11年间，中国输液产量增长了4倍多。近十年来，国家有关部门为了控制输液率、控制抗生素滥用、扭转儿科困局，也想过很多办法，包括制定《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》。总体说来，知之非难，行之不易。

       过度输液治理，医院负第一责任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医生居于主导地位，处于信息不对称关系中有利的一方，所做出的决策具有权威性，必须承担主要责任。因此，对医生处方进行约束是最低成本、最有效率的控制。医院层面，破除“以药养医”才能有效缓解过度输液之痛，取消药品加成、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（一些省市已开始此项改革），降低公立医院逐利冲动。否则，过度输液局面就难以扭转。同时，医保也可以合理介入，对一些不需要输液治疗的常见多发病，可以通过医保拒付等手段对其进行调控，鼓励医务人员和患者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输液，合理使用药物。特别是将那些常见、效果好的口服药物、肌肉注射针剂，纳入医保药品目录，并保证临床供应，供医生与患者合理选择。

       在过度输液上，一味指责医院、医生并不公允，某种意义上，它是一个医患“共谋”的结果，因为很多患者或儿童家长本身就患有严重的“输液依赖症”，动不动就要求“打吊针”，一些人“病久成良医”，连要用什么药都一清二楚。尤其是一些着急的家长，孩子一发烧就要求医生给孩子输液，认为挂盐水能迅速退烧、康复。要是医生不应允，劝他们采用口服药，他们可能不满意，不认同医生判断。要是公众用药习惯不改，就算公立医院门诊取消了输液，他们还会往能够提供输液服务的小诊所跑。是以，强化公众健康教育很有必要，医院、网络、媒体等多渠道让公众了解过度输液的危险性，从而提升抵制过度输液、滥用抗生素的自觉性。

       “能吃药不打针，能打针不输液”，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，未来必须下大力气普及医学常识，并在公众中形成共识，促进全民健康。